多年前在访谈中朋友给我提了个有趣的问题：“如果用一种茶来形容你自己，你觉得你是什么茶？”我略想了下说：“宜兴红茶吧，轻松而无需在意，比较实在。”因为当时我对其他茶还谈不上很懂，更称不上形容，唯独这宜兴红茶是喝得最多最熟悉的了，它温和本分，是没太多负担的日常茶。
但为了这日常茶，我也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依稀还记得2014年春天在宜兴山里的西风兄家，认真品评完七八种不同做法和区域的红茶后，回家的路上望着黑幽幽的太湖水面，感觉胃里在翻腾。
2015的春天，为了完成《世界遗产文化》杂志的“进山寻茶”专题，跟茶农翻山越岭，拍摄茶农采摘明前第一拨红茶，我跟茶农一样在满是荆棘的灌木丛中穿越，指尖的一颗刺隔了三天才拔出来。有了这些实地探访的经验，我才可以来谈谈所知道的宜兴红茶了。
“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唐代茶仙卢仝的这句诗一直被宜兴的茶人所称傲。宜兴，古称阳羡，从唐代开始，这里已经是中国最好的茶产区了。宜兴的东面是太湖，临着广阔的水面；南面是天目山的余脉，倚着绵绵的高山和丘陵。
湖滏镇的竹海一带，是苏南少有的自然纯净之地，上好宜兴红茶就产自这里，由于茶区分散、标准也很难统一，“宜红”就成了一款没能被过度商业炒作过的传统茶。紫砂艺人，多以自制砂壶泡本地红茶飨客，当地百姓人家更是视它为生活必需品。
漫无边际的竹海从山脚一直蔓延到山腰上，在竹林的边上很容易能找到野生的茶树种，一簇簇散落在灌木丛中，但没有太多茶农愿意去采摘，毕竟太费人工，不划算。
高山顶上的气温明显偏低，竹子长不上去，自然就会留有大块的空地。于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大集体时期，社员会在山顶上见缝插针地移植一排排本地茶树种，相对可以集中地采摘和管理。
但毕竟山高地远，平时也难得去打理，施肥打药的事更不愿去做了，只有到了产茶期，才会结伴去采上几季。因此几十年下来，这样的高山茶地几乎在纯野生的状态中保存着阳羡茶最质朴的一面，这些茶地里出来的茶也被称为“高山茶”。
“我们这里的水土好”茶农指着山里的黄石对我说，“黄石里渗出来的水很甜，那边山上都是白石，水不行。”黄石和山泉、古木和野花，幽静的山林气息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到茶树的汁液里了。
山顶毕竟冷，茶树出芽时间要明显晚于山下的大茶园，大约等到清明节过后一周，当地人才会来采头一批红茶的茶青。懂行的茶农告诉我如何区分高山上的老茶树种与大茶园里种植的外来新茶树种：“本地的茶树种出芽率低，并且芽尖微微有点泛红色，做出来的绿茶不好看，但做红茶合适。”除了采摘时间早，气象是另一重要的条件，最好的时机是春雨过后的两三个晴日，既淋了雨水又晒足了阳光，制作出来的茶才香气好滋味足。
宜兴红茶的制作工艺并不独特与复杂，但要有足够的经验和认真的态度。委托制茶的老师傅干这一行已经三十多年了，茶厂设备好、师傅手艺好，揉捻的动作和力道、发酵的温度和时间、干燥前的自然冷却……这些门道只有丰富的经验才能拿捏到位，但又不外乎“老实”二字，来不得半点偷工省力之事。
传器定制的“宜兴高山有机红茶”这几年来成为店内客人点单最多的茶，不仅价格实惠，茶也实在。打开茶包，干茶特有的鲜爽香气扑鼻而来。
冲泡时无需繁琐的茶事，一不计温度，只要沸腾过后略冷一会，大约85度到90度的水温，即冲即出；二无需洗茶，茶底干净细嫩，第一泡茶汤就饱含浓郁的花果香；三不挑茶具，宜兴的紫砂壶使最为合适，但盖碗、大杯也都能泡出好滋味。这样一款老老实实的红茶，貌似平和，其实处处藏着不易。
宜兴古称阳羡、荆溪，是中国久负盛名的古茶区之一。《旧唐书》、《新唐书》中记载的最早的贡茶便诞生在这里，史称义兴茶、阳羡紫笋、晋陵紫笋（古代时宜兴属毗陵郡、晋陵郡、常州府，都在今常州市）。卢仝有“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夸奖，白居易有“闲吟工部新来句，渴饮毗陵远到茶”的妙语，李郢则有“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的夸张，这些千古咏茶名句，为皇皇《全唐诗》增添了不少茶的滋味。宋代阳羡茶，由于当时气候变得寒冷，宜兴茶因出产较晚而遭皇室“冷眼”，但《咸淳毗陵志》等志书记载，宜兴茶园有了较大拓展，朝廷在宜兴湖 镇设立“茶务”（茶叶专业管理机构），这个“ ”字，在《康熙字典》里就解释为“山中大市”，而且特指在常州宜兴。当时的文人雅士则对阳羡茶喜爱有加。一代名臣王安石有“故人时记忆，阳羡致新茶”之赞。大文豪苏轼在宜兴买田种橘，留下了“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泉”，“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的千古佳句，并在宜兴品泉论茶，留下许多茶事佳话。
元代“掌供玉食”的宣徽院下辖的“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拥有七个提领所，其中包括湖 、宜兴两处，宜兴茶园提领所则设在张渚镇，专门为皇家管理茶业事务。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宜兴贡茶中出现了“金字末茶”的新品种（万历《宜兴县志》卷九），现在茶文化界对此也莫衷一是。有一些学者指出，考虑到元代的疆域面积和当时运输条件，“金字末茶”很可能是一种自然发酵或发酵不完全的散茶，尽管不能称为红茶，也可以说是红茶的雏形。明代立国，仍将宜兴茶列为贡品。至宣德六年，宜兴贡茶由原来的100斤增至29万斤，百姓叫苦不堪（事见《万历野获篇》）。同时，官方在宜兴城里设立“茶局”，在张渚、湖父设批验茶引所，以管理日常茶叶的进贡、买卖和征税。与前朝不同，明代废团饼而改散茶，茶叶制作、饮用的方式有革命性改变。期间，宜兴洞山一带的岕茶名噪一时，深为宜兴士子及其友人的喜爱。住的邻县的周高起还专门写下了《洞山岕茶系》一卷，与《阳羡茗壶系》一起，记录着宜兴物产的传世风华。
特别是明清两朝的宜兴地方志中，都记载着宜兴所产的一款叫“离墨红筋”的茶，因产在宜兴离墨山而得名。“离墨红筋”究竟是什么样的茶？红茶？青茶？绿茶？因缺少更详细资料而让今人百思不得其解。从字面意义理解，应该是一种“红茶”。著名茶叶专家张志澄先生生前曾作过深入的研究，认为就是一种自然发酵或叫作半发酵茶，并在1987年亲手试制过这种茶样（见张志澄著《阳羡茶录》第10页）。无锡市茶叶研究所的专家经过研究和多次实验证实，红筋茶实际上是茶鲜叶经轻度发酵后“茶筋红变”的茶叶，制作方式相当于今天高档轻发酵乌龙茶的做法。所以，历史上的“离墨红筋”茶，应该称作宜兴发酵茶或江苏红茶的肇始。
清代前期，宜兴茶得到恢复性发展，同时仍为清室贡品，每年春天“贡芽茶一百斛”（五万升）。清代前期、中期，宜兴仍是全国主要产茶地之一。《清史稿·志九十九·茶法》中说，“我国产茶之地，惟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云、贵为最”，江苏的茶叶主要产自荆溪县（雍正三年分宜兴南部为荆溪县）。鸦片战争以后，情形发生了巨大变化，“泰西诸国通商，茶务因之一变。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产外，多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这里的“本省”指的就是江苏省，主要产地就是宜兴。经过太平天国的动荡，宜兴茶园所剩无几。光绪十年，户部统筹财政时发现，每年茶叶税收不及英国的10%，故对茶商、茶农层层加码，严重打击农户种茶积极性，所以晚清宜兴茶业日益凋敝。“宣统初，农工商部遂有酌免税釐之议”，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任何政策都无济于事了。
进入民国，人们对新事物的认识和追求得到认可，宜兴乡绅虽尽力恢复山区茶园，但见效甚微。所幸的是，宜兴生产的雨前“雀舌茶”，制作考究，质量上乘。1915年，茗岭、湖 、张渚茶农戴长卿、洪顺元、戴骐所制雀舌茶曾获巴拿马赛会金质奖，用另一种形式延续了宜兴茶业的辉煌。据1989年出版的《宜兴县志》记载：1937年以前，宜兴茶主要是绿茶，低档茶占80%。1945年后，由绿改红，制法是日光萎凋、脚揉、发酵，晒至七八成干出售。1934年到1937年，每年收购1500吨左右，当时50公斤茶叶值大米5石（每石75公斤），其中部分茶叶由上海洋行出口，其余多数销往苏北地区。1942年，茶叶降至50公斤值大米3斗（计合22.5公斤），茶行开始只半价收购，余款待销出后结账，茶农入不敷出，茶园荒芜，甚至被挖而改种其他农作物，宜兴茶业再度因战争而步入低谷。
1949年5月，宜兴全境解放，茶叶生产逐渐恢复。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建国以后的宜兴茶业的恢复发展，主要是以国营、集体的形式推动的，同时，宜兴茶业科研、教育、推广水平，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茶叶种植、制作特别是新品研发水平也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提升，茶叶采购、销售乃至出口，也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主要特征是在“一所两场、一校一厂”（无锡市茶叶研究所、国营芙蓉茶场、国营阳羡茶场和宜兴农林学院茶学专业、宜兴外贸茶厂）带动下，茶叶的品种筛选、种植、制作、生产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使宜兴成为江苏省茶叶科研、新品开发、市场开拓的重镇，也保持了的全国产茶重要基地的称号。
1950年，中国茶叶公司华东分公司指定苏州茶厂到宜兴委托私营茶行收购，1951年，收购31.35吨，主要是红茶。1952年，为保障茶农利益，县成立茶叶管理委员会，设宜城、张渚、湖 3个收茶点，代中茶公司收购春毛茶。1953年，江苏省供销社进驻宜兴收购茶叶，1958至1959年，茶叶收购由基层供销社负责，宜兴茶厂负责加工。1960年开始，茶叶收购、加工、推销统一归县茶厂经营，同年由江苏省农林厅、商业厅投资15万元建成了初具规模的江苏省宜兴茶厂（宜兴外贸茶厂前身），与当时的南京茶厂、苏州茶厂、扬州茶厂齐名。当时主要是内销红、绿茶的初制。在70年代初生产茯砖茶，茶叶最高年产量近万担。在各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79年后，宜兴茶园增至5.64万亩，年产量3220吨，成为宜兴第二大副业项目，进入全国重点产茶基地市（县）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