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夏维中是个大忙人。每天，他不是埋首书堆搞研究，就是为学生授课，不是在外进行考察，就是在作学术讲座……今年暑假里的一天，“天南地北宜兴人”报道组好不容易约到了夏维中，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采访了他。假期里的校园很安静，茂密的梧桐树挡住了不少午后的阳光，减去了几分燥热。面对家乡的记者，夏维中热情随和，黑色大框眼镜下的眼睛笑起来成了两道缝，加之幽默的谈吐，让我们顿时暑意全消，倍感凉爽。

谈吐虽然幽默，但丝毫掩盖不了夏维中作为历史学者自带的严谨、沉稳气质。夏维中长期专注于明清史研究，30多年来兀兀穷年，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撷取精粹，为赓续中华优秀历史文化而不懈努力着。

寄语家乡

“于我而言，读书是件最快乐的事情。”

1965年冬天，夏维中出生在宜兴红塔公社凌家大队夏家生产队（现高塍镇徐家桥村凌家自然村）。父亲是中学化学老师，母亲务农。夏维中兄妹四人，尽管六口之家并不富裕，但生活简单而朴实，家人之间的亲情和爱意让他感到很幸福。

父母十分重视教育，受家庭氛围熏陶，夏维中从小就喜欢读书，他对知识的渴求早早地显现出来。“于我而言，读书是件最快乐的事情。”回忆起儿时自己找书读的劲头，夏维中至今仍觉得很开心。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书很少，普通孩子想要找一本书看并不容易。夏维中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读《唐诗三百首》是在1978年，那年他13岁。一天，夏维中看到隔壁村上的一个小伙伴手上拿着一本《唐诗三百首》在读，便激动地上前询问书是哪里来的，他也想拥有一本。小伙伴告诉他，这本书是从一个外地放蜂人那里借来的。有些失落的夏维中，很快想到一个好办法：“我可以动手抄一本呀！”于是，夏维中借来那本书，花了一个多星期，手抄了《唐诗三百首》中的大部分唐诗。父亲知道夏维中爱读书，也非常支持，当时没有条件买书，父亲就经常从学校带《新华日报》《参考消息》等报刊回来给他看。也就是从那时起，夏维中的阅读面、知识面比同龄人要广得多。

蓄之久远，而发于天然。“对我来说，学历史这件事是很自然的，它不是某天一个偶然的决定。”夏维中说。他不仅爱看书，而且爱听书。小时候，农闲时节的乡村说书场是夏维中最喜欢去的地方。因为个子小，他总是钻到最前面听，《三国演义》《说唐》等故事让他听得入迷。那个时候夏维中年幼，对历史、文学也没什么概念，只是觉得有趣、好听。后来，有一天夏维中在父亲的柜子里找到一本唐朝书法家褚遂良的字帖，如获至宝。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激发了夏维中对历史的兴趣，引导其走上历史学研究的道路，那可能就是从这本字帖开始的吧。这是一本石印本的《雁塔圣教序》，非常精美，夏维中虽然读不懂其内容，但对历史、文学的好奇心却由此被激发出来。“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我将来会从事历史学研究，我只是对文字里所记载的那些过去很好奇。”后来，这样的好奇越来越多，他很想知道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在那些历史上著名的时间、地点，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

1979年，夏维中以红塔乡第10名的中考成绩考入了高塍中学。“到了高塍中学才发现，自己原来觉得还行的成绩，和这边的优秀同学相比，差距很大。”夏维中说，这让他第一次感受到学习的压力。但夏维中是幸运的，他遇到一批师德高尚、教学有方的老师：徐善初、王涣儒、蒋伯南、孙迪民……夏维中至今仍记得恩师们的名字，感恩当年老师们对自己的栽培。

1981年，夏维中选择理科参加高考失利，补习一年后，他选择自己擅长的文科再次参加高考，以453分的高分顺利被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这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孩子来说，是一次巨大的突破和胜利，他成为家人和亲友们的骄傲。在大学期间，夏维中继续保持勤奋和努力的姿态，整天不是在教室，就是“泡”在图书馆，利用每一个学习机会，充实自己的知识库。

“研究历史，重要的是学以致用。”

1986年9月，本科毕业的夏维中考取了本校的历史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洪焕椿、罗仑教授。1989年7月，他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其间又在职攻读南大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受教于陈得芝、罗仑教授，并于1997年1月获博士学位。“1949年以后，中国的明清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区域就是江南，尤其是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因为我从小生活在江南，对明清江南史有着天然的兴趣和感情。”夏维中说。为此，他一直把明清史特别是明清江南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研究历史，绝对不能为研究而研究，重要的是学以致用。”夏维中在接受采访时，多次重复这句话。几十年来，他尽管整天埋首书堆，但始终没有忘记用自己的知识和专业研究，为赓续地方乃至国家的优秀历史文化而出力。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尚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夏维中便常在中华门外的秦淮河边，寻找史书中著名的“大报恩寺”和“琉璃塔”，试图从各种渠道了解琉璃塔以及大报恩寺的历史。但文献梳理的不足、考古工作的阙如、海外资料的隔膜、残存文物的散佚，诸多的因素，都制约着对大报恩寺的相关研究，可是夏维中从未想过放弃。

2007年，转机出现了。为配合“古报恩寺遗址考古”项目的发掘与保护工作，项目实施方委托夏维中牵头成立了“南京大报恩寺及其琉璃塔与明代文化”课题组，开展了一次多学科的“联合作战”。“这是我第一次跟这么多学科团队合作做项目。”夏维中说。在此之前，包括考古和历史学在内，各学科基本上都是单兵作战。而夏维中认为，历史学研究与考古分不开，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指引和学术佐证，后者则为前者提供更多资料补充和修正。这种协作办公的方式让夏维中兴奋不已。2008年7月中旬，大报恩寺地宫的发现使考古发掘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考古发掘，我们才认识到地宫的年代比我们此前预估的明代要早很多，大报恩寺琉璃塔的地宫是对天禧寺真身舍利塔地宫的沿用，其修建年代是北宋初期。”夏维中说，“整个发掘过程充满了戏剧性，有时在我们的意料之外，有时又在意料之中。”

2021年，在南京市的支持下，夏维中与南京大报恩寺项目实施方合作，成立“夏维中文化名家工作室”，专注于大报恩寺的保存、保护、研究事业，同时也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将研究成果转化成展览、文化产品，让严肃的文物变得温情，也让历史文化不断与时代发展相融。

与名古屋大学森正夫教授等一起考察南京云锦所

1995年，刚到而立之年的夏维中接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的邀约，要其写一本讲述大明帝国沉浮的通俗读物。那时夏维中留校当老师仅六年，年轻气盛，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了。“总以为用自己的所学来应付这样一本书，不会有太大问题。没想到提笔一写，竟断断续续用了三年时间，拖到1998年1月才交稿，大大出乎意料。”夏维中说。

原来，这三年既是夏维中的写作时间，更是他跨界学者与通俗历史读物作家两种身份的“斗争”阶段，或者说是他克服困难的阶段。首先要克服的，是心态问题。“一个专业的历史研究工作者，要放下架子来写大众普及读物，是有很大挑战性的。挑战至少有两重，一是不屑做，觉得这个不是学问，或者说学问的档次不够。另外一个挑战是，其实通俗历史读物并不好写。”夏维中说，对专业人员来说，历史研究论文和历史著作的写作，有一定的程式。这个程式，是多年来学术界公认的，是难以挑战的。而想要深入浅出地把历史跟普通读者说清楚，就需要改变文风，“改变文风，是很痛苦的。改到什么程度为止，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你明明觉得已经很通俗了，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讲，还是觉得太深了、太啰嗦。”此外，还需要直面历史真实性的问题。到底是注重历史的真实，还是侧重演义？当时，夏维中决定，无论如何要写成有严肃性的作品，不能过分演义。尽管注重严肃性要牺牲一些可读性，但是，夏维中觉得这个坚持是对的，这就是专业历史学者与普通作家创作风格的区别所在。

让夏维中没想到的是，那本叫《景山的晚风——大明帝国的衰亡》的历史通俗读本1998年出版后，颇受好评，二十多年来居然数次重版，业绩不俗。

在韩国高丽大学讲学

多年来，夏维中秉持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江南农村基层组织研究”“江南地域文化的演进”“南京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等多个重点研究项目，单独或与人合作完成、出版了《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清代通史》（清代卷）《百年商业变迁》《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江苏卷）》《南京大报恩寺的前世今生》《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明清卷》《南京历代碑刻集成》等多部著作。

“家乡是我精神的归属地。”

夏维中认为，对一座城市的历史开展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对城市发展有着重要作用。首先，历史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评估现实世界中出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同时，历史研究还有助于塑造城市命脉，建立文化归属感、自豪感。此外，对于一座城市的发展而言，历史文化是一种重要资源，可以激活经济、推动创新、吸引人才，实现协同发展，有助于增强城市竞争力。

正因为如此，一直以来，夏维中和家乡保持着紧密联系，为宜兴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出谋划策。

最让夏维中引以为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宜兴市博物馆的建设尽了一份力。十余年前，夏维中应宜兴市有关部门的邀请，组成了专门的课题组，为市博物馆的建设提供学术支撑。为配合市博物馆的筹建，夏维中团队与浙江省博物馆、宜兴市有关专家一起，用了两年多时间，对1995年发掘的宜兴法藏寺窖藏文物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及研究，在指导相关文物布展的同时，还出版了系统介绍法藏寺窖藏文物的《法相光明》一书。为祝贺宜兴市博物馆的建成，夏维中还把自己珍藏的康熙版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一种）捐献给了家乡。

夏维中还竭力推进宜兴碑刻的搜集、研究工作，为洋洋三册的《宜兴碑刻集》正式出版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最近十余年来，夏维中还在默默为家乡干着一件大事——编著《宜兴通史》，梳理和考证数千年的宜兴历史。在编写《宜兴通史》的过程中，夏维中带领他的团队以历史专业的眼光，取得了不少重大研究成果，如“火烧善卷寺案”等宜兴古案的始末，朱元璋两次攻打宜兴的历史真相……与此同时，夏维中还借此机会启动了“以宜兴为中心的太湖西岸地区族谱研究项目”。夏维中透露，《宜兴通史》约100万字，有望于明年出版。

在宜兴亳村调查

“家乡永远是我精神的归属地，是我在外工作的动力。”作为一名宜兴人，夏维中感到很自豪，对于家乡未来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夏维中也有自己的想法。“首先，要保护有形文物。”夏维中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物以外，更要注重对“非主流”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例如散落在民间的老物件、老建筑，及各种文化遗存。“要总结宜兴历史文化现象的特点和规律。”夏维中始终认为，宜兴作为一个县级市，能够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必有其“基因密码”，我们应该去探究其中的奥秘，总结原因、规律、过程，吸收历史经验为我们今天所用，让这座城市能更好地前行。“要引进遗址文物概念。”一座城市的历史遗迹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虽然可能已经残缺，甚至消失，但仍是这座城市情感记忆的重要载体。前几年，夏维中偶然发现位于高塍镇亳村的“湖海楼”，是阳羡词派代表性人物陈维崧家族的遗迹，不仅年久失修，而且面临拆除的危险。他心急如焚地向宜兴市领导及相关部门建议，一定要保护好这一难得的历史遗存，在他的努力下，“湖海楼”今天已成为陈维崧研究的重要依据。

夏维中说，我们作为宜兴人，更应该认真系统地梳理那些正渐渐被遗忘的历史遗迹，进行抢救性保护，在此基础上加以人文化开发，让人们记得住乡愁。

人物档案

夏维中，1965年11月生，宜兴红塔乡（现高塍镇）人。南京大学本科、硕士、博士毕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匡亚明学院副院长。现任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明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古都学会副会长等职。（文章来源：宜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