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 创作设计作品时的工作场景
1961年我进入紫砂工艺厂工作时才16岁。我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我学习文化和技术的热情很高。我学紫砂技艺的第一步，就是克服自己文化低、基础差的困难。当时工厂也举办了一些业余紫砂专业培训，我坚持每课必到，孜孜不倦、刻苦学习。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省下零用钱，用来买资料、订杂志，向书本要知识，借以提高自己的理论和艺术水平。与此同时，拜名师，苦练技术基本功。我师从制盆老艺人陈福渊，后又得“壶艺泰斗”顾景舟悉心指教，使自己的技艺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
在那个年代，如果工作拖拉，就不能提升自己。当时厂里只要有大专院校的教授来上课，我都去听课，做好笔记。虽然这些知识一时不能直接搬到紫砂制作上来，但那些创作理念和那些创作法则，我到现在都觉得有用。甚至我后来给学员上课，讲创作手法、创作理念，包括创作思维时，都借用了其中的很多内容。我现在一些作品的设计风格，和那些老教授所提倡的美学理论都有关联。一个人要想自学成才（自学有多种形式），必须要掌握两个要素，一个是自身工作的积累，还有一个是怎样把老一辈的技艺加以科学的总结。在总结的过程中触类旁通，并运用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去。只有这样才会有自己的技艺风格，包括个人的造型创作风格。
我在校学习和刚进厂时，所学的是茶壶成型。因为家庭的影响和在学校的手工教育，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做茶壶。既学做光货茶壶，也做花货茶壶。后来工厂因为生产情况和实际的市场需要，将我所在的这个班组集体转向花盆的生产，于是我从做壶转变为做花盆和花瓶，得以让我在不同的紫砂成型的工种上有所涉猎，这是分工带给我的技艺使命，让我成为紫砂行业中能够熟悉并掌握多种工艺门类的多面手。
1989年 顾绍培访问日本“偶遇”自己的作品
从1962年到1975年，十多年的花盆生产实践，让我掌握了制作花盆、特别是方器花盆的基本功，技艺日益熟练。从1975年起，我的工作任务有了变化，车间领导安排我负责打样设计工作——基本上负责全厂的花瓶和花盆的新品出样，制作批量生产用的母模，为中小型展览生产展品等。直到1980年，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我担负着这个任务，既为厂里提高了经济效益，也使自己在创作上得到了提高。
这段时间，是我30岁到35岁间最富有创造力的一段时间。我几乎是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厂里，在技艺上勤于磨炼、勤于实践、推陈出新，壶类、盆类和瓶类产品，从大件到小件，先后共创作了五十多个新产品，技术水平得到比较全面的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对自已有了规划，萌生了创作自己作品的想法。这对我来说不仅是兴趣的驱使，更是一个理想。要做好这件事须首先服从工厂的工作安排，把任务完成，才能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来设计制作自己的作品。在那个年代里，无论是对公还是对私，都需要一点奉献精神，不能只去考虑个人的得与失。
在花瓶的制作上，我的创新之路走得宽广踏实。历史上，紫砂艺人制作的瓶类产品数量不算太多。“文革”期间，在极“左”影响下，甚至高档的紫砂茶壶、花盆都成了“封、资、修”的东西，属于被批判的范畴，高档艺术陈设陶更是近于绝迹，紫砂花瓶在国内外市场上几乎是空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紫砂陶重获新生。为发展紫砂陶生产，省、市、县各级领导多次在有关会议上提道：紫砂要扩大外贸出口，高档陈设紫砂陶是一个方向。为此，厂领导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全力以赴搞高档陈设花瓶创作，抓紧拿出一批高档紫砂花瓶，参加国际展评，争取创出名牌，为国争光。
开始时，我很紧张，感到任务重、压力大，制作也有困难。好在有领导的信任和个人的信心，我憋足一股劲，决心拿出自己责任心，高质量创制新的紫砂陈设品。我经常夜以继日地搞创作设计，运用“方圆结合、刚柔相济”的多种手法，创作成功了“双龙扁方瓶”、“枕式凤耳瓶”、“四方鱼萝瓶”、“浮雕扁方瓶”等十多个类型的高档花瓶，先后赴日本、美国、法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展示，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其中“枕式凤耳瓶”，高52cm，整个造型线条鲜明、舒展优美，象征着东方女性丰满、匀婷的体态和落落大方的性格特征。这件作品在日本展出回国后，又在北京等地展出，最后被故宫博物院作为近代优秀陶瓷珍品收藏。
1976年，我创作的8件新型高档中小型花盆入选全国工美展。以此为开端，我的个人创作进入了快车道。在创新作品时，每一件作品都是经验的积累和对人生经历的回忆，我把对生活的感受和工作中的经验，糅合到作品的创作中，在制作上也充分发挥了我的所学所长，得心应手，效率很高。在不间断的工作创作中，我享受到技艺进步和人生充实的快乐，每一步都走得扎实，每一段路程都为下一段路程铺垫，为以后的大踏步前进和飞跃奠定了基础。
1982年 制作 “百寿瓶”时的工作场景
那段时间，我家里的生活比较艰苦。妻子周春梅在农村下田，一个人忙碌，她一年要挣回3个孩子的口粮。我俩养活全家的同时，本专业上还不能落后，日子过得比20世纪50年代还要苦。可我就是有一种韧劲，心心念念想去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完成，同时对自己也抱有很大的信心。我每天很早就起床，晚上基本上都要忙到半夜，从人生积累来说，这不是艰苦，而是磨炼。1975年到1980年间，我的成果还是相当不错的，有代表性的个人作品都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几乎每年都有大奖，这段时期成为我创作的高峰期。总而言之，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收获：
一是在这几年里，我创新设计了许多花盆、花瓶新品，适销对路，受到国内外用户欢迎：如芝麻砂“马槽盆”、“底线盆”、“红元竹节盆”等，都作为常年性出口订货品；“线圆漂口花盆”定为机械生产定型产品；为适应塑压生产新工艺而设计的7个异形花盆新品，多年大批量投产，为工厂创收了大笔外汇；设计制作的微型什景盆“小长方切角三足盆”、“红元鼓志盆”、“小四方鼎盆”赴日本常滑陶艺展示，获得很高评价，并有批量订货；设计制作了国务院出访礼品(邓颖超副委员长出访日本用礼品)“三头竹节呙口盆”和“中长方棱形盆”。但凡其他不同规格、不同要求的盆景盆、花卉盆的制作，我都能娴熟掌握关键技术，最快时间投入生产。
二是因为工厂参加展览的需要，我频繁地参与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产品设计，制作了许多大件紫砂陈列——大花瓶、大茶壶、大花盆等，在大型紫砂陈设器的开发上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同时也标志着紫砂陶的工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所做的大件茶壶如“大供春壶”、“大高风亮节壶”、“大华方壶”、“金声玉振壶”等，都是我的代表性作品，有我的心血和智慧在里面，成为我最重要的造型手段、我的绝活之一，并形成了自己的作派和风格。因此有人说大件陈设器皿是我的一大特色，我是大件陈设紫砂品的代表性人物，应该是不错的。（ 顾绍培紫砂艺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