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以为，顾辅导的上海朋友，可能是烟草公司经理。天知道，陈正安是个老实人，并无神通之术，他三天两头去上海地下“黑市”遛达，那里的烟价，自然贵出许多。为此，陈正安在那里结交了几个朋友，所以他买到的烟，会比一般的黑市烟便宜。一直到后来，顾景舟才知道，当时陈正安为了让他能抽到上海烟，费了多少心血。
背菜谱。据徒弟们回忆，百无聊赖中的顾景舟，能一口气背出几十种风味菜肴的菜谱。“文革”期间，物资供应非常紧张，不但荤腥之类，就连豆腐素食，也要凭票限量供应。老百姓的饭桌上，实在乏善可陈。工余时间，顾景舟和徒弟们在一起，有时就用背菜谱，来满足一下“口福”，同时，也是训练自己的记忆力。徒弟们记得，顾辅导背得最多的一道菜谱是“兰花地衣痴虎鱼”，每次背诵，像背宋词一样，抑扬顿挫，一个字也不拉下。
地衣50克，熟鞭笋300克，痴虎鱼肉250克，火腿20克，新鲜菜苔10克。盐5克，味精2克，豆油适量。
鞭笋尖部，用刀划开成兰花状，码入盘中；痴虎鱼肉加盐腌制少许，皮面朝下，撒火腿末、地衣末、及菜叶末，每片均匀摆放，呈墨绿、金黄、鹅黄三色。码于鞭笋之上，撒盐、味精适量，上笼蒸熟，出笼后滗出汤汁，上锅烧开，勾芡打入明油，淋于菜上即可。此味鲜美细嫩，色泽艳丽而令人开胃。
这道宜兴名菜，顾景舟多次背诵其菜谱，在徒弟们看来，肯定是他喜欢的。其中，食材里的地衣，是宜兴丘陵山区，潮湿地带的一种苔藓，爽滑可口；痴虎鱼，又名土步鱼，肥头硕体，刺少，肉质肥美细腻，平时潜于河底，似呆状；对水质要求甚高。当时，宜兴的每一条河流都是清澈的，不像今天的河道环境，痴虎鱼几乎绝迹。而鞭笋，是宜兴南部竹海的一种“山珍”，说白了，就是状如鞭形的嫩竹根。其味，比毛笋更鲜，且筋道。
有一次，徒弟周桂珍想尽办法，终于买来了这道菜的全部食材，把顾景舟请到家中，说，顾辅导，今天您不用背菜谱了，给您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烧一道“兰花地衣痴壶鱼”给我们大家尝尝。
“理论联系实际”是当时的一句时鲜话，就像我们今天流行的“与时俱进”“接地气”一样。
顾景舟毫无准备。自嘲道：我只能纸上谈兵啊。
在徒弟们心目中，百古精通，样样皆能的顾景舟，像“露怯”这样的字眼，是不可能安放在他身上的。他家的食品橱、椅子，都是自己手艺，连筷子，也可以用竹子削出象牙筷子的质感。但是，难得一进厨房里的顾景舟，好比走入了一个“盲区”，全然没有了做壶时的从容快捷、井然有序，虽然不曾手忙脚乱，但至少显得笨拙无序，失却了平时的淡定，且满头大汗，让人感到一种亲切的滑稽。
现在知道了，唯一可以让顾景舟“笨拙”的地方，是厨房。
结果，最后还是周桂珍“救场”，让顾景舟和大家吃到一道可口的风味菜肴。
平淡的生活，值得记述的事情，能有多少呢？某日，蜀山南街一老宅拆建，泥瓦匠从墙壁的夹层里拆出一把缺了壶盖的老壶，顾景舟闻讯赶到，一看，竟是一件邵大亨的掇子壶。虽然壶盖缺失，但壶身的气度依然，当是大亨早年的一件力作。他不动声色，找到老宅主人，要求把壶借回去“看看”。之后的半年里，他不止一次地想给这把残壶配个壶盖，这等于是与大亨在精神上的一次链接，或曰制壶语境上的一次沟通。但当时政治形势依然紧绷，老壶，属于封建时代的东西，紫砂工艺厂里，就连一只紫砂花瓶，也要镌上“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之类的流行语。况且，即便配好了壶盖，放进窑里烧成，要经过几道“关卡”。做“私货”，是要倒霉的。
于是只得作罢。
可以想像，许多个安静夜晚，面对一把残壶，顾景舟解读着壶上的大亨气度。想那古人伯乐，尤爱奇骏，即便是给他一匹马的尸骨架子，或许他也能解读出它生前的彪悍威猛。对古人传器，顾景舟曾经给出三种等级的评价：精品、神品、逸品。精品多多，神品稀罕；而逸品，旷古难得。大亨壶虽然缺盖，但顾景舟依然可以领略到它逸品级的完美。
一份平常日子里的欣喜，来自茶叶专家张志澄。上世纪70年代，一个星期天，他邀请顾景舟和高海庚两家，去他安在宜兴林场的家里玩。高海庚还从附近驻军部队借来一辆吉普车，两家人浩浩荡荡开进山里。据高英姿回忆，那次远足，让两家人非常开心。尤其顾景舟，茶园，林圃，菜园，溪涧，林子深处的居屋。都让他兴奋开怀。其时，张志澄研制的“阳羡雪芽”绿茶，以及“阳羡金毫”红茶，已然名声鹊起，他住宅旁边的果园里，梨树上，竟然结着硕大的苹果，金黄的柿子非常甘甜。就连山野里清新的空气，也让顾景舟感叹不已。特别是，张志澄还悄悄塞给顾景舟一本紫砂古籍《阳羡名陶续录》，说，这下，你有事情做了。顾景舟一看，如获至宝。早年，他曾经读过明人周高起所著《阳羡茗壶系》，清人吴骞的《阳羡茗陶录》等紫砂典籍。而吴骞的“续录”，则是存世不多的紫砂古籍中，至关重要的一部。漫长的“文革”，让大把的时间属于顾景舟，默读，进而抄诵，又可借机习字。其实，这种细雨润物式的温习，贯穿了顾景舟的一生。
据徐秀棠回忆，他当时曾亲见顾景舟一笔不苟地手抄了这本古籍。时在1973年，顾景舟58岁。所谓识见，要的是学术的支撑。后来，顾对身边的人说，此书的价值，在其所辑录的谈丛、文翰部分，其中记录了陈维崧、李斗、沈铭彝等诸多文人墨客关于宜兴紫砂陶的随笔诗章。这在别的古代文本里，极为鲜见。
文化程度低，或许是历代紫砂艺人的软肋。当时，能读通此类古籍，且融会贯通于自己的制壶理念之中，除了顾景舟，当真不多。张志澄觅得此书，简直是奇功一件。而顾景舟在“文革”的峰谷低处，得以将书置于枕边床头，夜雨秋灯，慰心且启智，也是一种机缘造化。
父亲顾炳荣，于1968年冬天去世。顾景舟极其哀痛。顾老爷子一生嗜茶，临终前，让景舟泡一壶酽茶到榻前，艰难地抿下一口，用平生最后的游丝般的力气，说出一个字：香。
即撒开手，气断息绝。
论抟壶，他只是平庸之列，但他一生最成功的作品，是儿子顾景舟。
3年后，1971年，也是严冬，母亲魏氏去世。顾景舟请假回家尽孝。当时，农村人很少照相，悲痛中的顾景舟，找出两张父母的旧照片，让青年紫砂艺人何道洪去“陶都照相馆”洗印放大。拿回的照相袋上，印着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早年何道洪曾在顾景舟身边学过艺，他回忆说，顾辅导很珍惜这两张照片，父母去世那几年，工余，有时会拿出照片来，久久凝视，默然不语。
1973年，“文革”的势头已然出现颓萎。严冬回暖的迹象，于偏安一隅的顾景舟来说，并非从报端嗅出端倪，而是从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又将紫砂作为国礼开始。顾景舟频频被厂方召去，领受制作国礼作品的任务。那时，对顾景舟这样的技术权威，当局内部，有一个专用术语，叫“控制使用”。东边日出西边雨，顾景舟能感受到某些权贵们，阴阳脸背后的叵测心机。一日，北京友人冯其庸悄然来访，令顾景舟大喜过望。对政治舞台上的“小道消息”，顾景舟并无太大兴趣，但冯其庸说到，《红楼梦》又可以“内部出版”了，且毛泽东要求许世友将此书“起码读5遍”的轶闻，让顾景舟感到，当局在某些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政策，或许正在调整。冯其庸还告诉他，“文革”中，他的珍藏本《红楼梦》曾被红卫兵抄走，并作为“罪证”展览。他担心，此书极有可能被毁掉。便悄悄从朋友处借来一部影印的庚辰本《石头记》，用从荣宝斋买的宣纸和10支狼毫笔，完全依照原著行款，脂批则用朱笔。白天挨批斗，晚上即抄书，用时7个月，一笔不苟抄完全书。写完最后一笔的那个凌晨，他百感交集，赋诗一首：
《红楼》抄罢雨丝丝， 正是春归花落时。
千古文章多血泪， 伤心最此断肠辞。
顾景舟听罢，眼睛微微发红。说，其庸啊，我不如你，我不如你！我只抄了一部小小的《阳羡名陶续录》。
当即，把抄写的手稿拿给冯其庸看。
冯其庸看了，也拍案称绝。
惺惺相惜，此为一绝。
顾景舟感慨地说，我要开始做壶了。
在一般人看来，《红楼梦》与顾景舟做壶，实在找不出什么关系。但是，当你知道，一本古典名著的命运，与一个群体的命运，从来是维系在一起的，你就明白了。这个严苛的时代，连一部《红楼梦》也容不得，那么，研究与崇拜《红楼梦》的人，生活还有什么质量？甚至，生存还有什么意义？
而冯其庸手抄《红楼梦》，无疑给顾景舟的精神上带来了莫大的快慰。
“上新桥”和“雪华壶”，便是这段时期的原创作品。
原创作品“上新桥”，扑面而来的感觉，是耳目一新。壶钮，变成了一座“新桥”，无疑它具有江南水乡的品质，但它又不是石拱桥的形状，上面是平的，略带弧度，有玉器感，而非平坦之平。用宜兴人的方言来形容，那就是“玉觉觉的”，为什么要用两个“觉”？那是加强的意思。假设，你能站到桥上，会看到桥的周遭，即壶的身筒，是一圈一圈的水波，灵动的波纹，便是壶面的构成。那是韵律般的动感。壶把的顶端，也是平的，那是与壶钮的呼应。把圈上的飞扣设计成小舟，更是点睛之笔。宁静的小河泛起圈圈涟漪，一叶欸乃扁舟，划向石桥。波纹，桥钮，舟形飞扣，是一种巧妙组合，形成一种气韵生动的审美效果。
水纹，大写意的灵动。一切都在静谧的线条中完成。上新桥，多么素朴、简练的名字。寓意不言自明。你要往彼岸去，就要通过新桥，它在等你；走过新桥，就是彼岸了，希望，一直在那里，朝你张望。
那么，“雪华壶”呢？六方型。做这把壶前，顾景舟问徒弟们，你们知道，雪花是什么形状的？李昌鸿回答，六方形。顾景舟点头赞许，说，观察仔细。（徐风 中国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