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飘散着幽幽书香的《紫砂村》一书，渐渐地走进紫砂村（历史上称上袁村、上岸村）悠悠的历史。这本书将会告诉我们什么？拿到书的那一刻，受邀参与编纂的我脑海中突然就产生了这个问题。
大概在五六百年前，紧邻蜀山、丁山的上袁村百姓，农闲之余，找到了一份与众不同的“手艺”，就是做坯，开始时或坛或瓮，或盏或碟，最终大家选择了茶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们坚守着这份世代相传的手艺，以此安身立命。近六百年来，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身份——农民，也没有改变这座村庄的性质——农村，直到改革开放中期他们才真正放弃自己的本业——农业。一般意义上讲，这里很早就孕育了独特的“工商业”（陶业），但在漫长的岁月里，竟然没有走上“产品（产业）——集市（工厂）——城镇”这条理论上论证过的“正常”的城市化道路。时至今日，“家家锤泥、户户制坯”的景致，几乎与明清古诗词描述的一模一样。在宜兴，紫砂村既不是最富裕的村庄，也不是最漂亮的村庄，这里百姓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更没有显得特别的超前或者豪华。她就这样，不急不慢，不骄不躁，安逸而稳重地一路走来。
这里，并不缺少聪明能干的百姓。从时鹏时大彬父子到陈鸣远陈鸣谦兄弟，从邵大亨到顾景舟，从邵氏家族到阖村老少，包括民国后期试图作最后努力的邵全章，上袁村的能工巧匠，历代引领宜兴紫砂的牛耳风骚。紫砂，一壶千金，价比珠玉，并非虚言。从明代开始，紫砂壶成为茶具首选，成为江南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常器具，紫砂茶壶，一直承载着宜兴物产的所有美名。但这一切，并没有从质上改变这个江南农村的性质和面貌，甚至到改革开放中期，还没有改变这里百姓的生活。贯穿这其中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
我想起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既是一种社会身份的划分，同时早已转化为一种“普遍”的心理认同：士、农是“正道”，也就是宜兴人熟知的“耕读传家”，属于“本业”；工、商则是唯利是图的别称，属于“末业”。“四民”社会这个超稳定结构之所以在我国因袭几千年，除了有历朝历代封建政权的维系，更重要的就是它得到了市井社会的普遍“支持”，而后者就是传统文化的力量。
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和解读紫砂村，就不难理解，这里的百姓为什么世代坚守自己的“农民”本分，不愿去做一个“单纯”的陶瓷工匠或陶器商人。丁山、蜀山周围，近现代最先成为专业陶工、陶商的，几乎都是甬东、徽州或江西“客民”而不是本地人，原因是他们没有“本业”。另外还有一个现象，紫砂村历史上出现过的许多彪炳千秋的壶艺大家，他们都有着特别古怪的“个性脾气”：时大彬嗜饮好客，结交逸士；陈鸣远孤芳一时，自称“壶隐”；邵大亨蔑视权贵，穷且益坚；顾景舟清傲自好，孜孜人事而不屑“钻营”。他们尽管都出身农家，都有成为富商富户的良机，但他们都不甘“堕落”为专业商人。因为在他们心中，陶艺只是属于士、农阶层之间的一种“功夫”，所以骨子里都以文士自许，一生都坚守着传统士人的“底线”。
从紫砂村近六个世纪的平稳或者说缓慢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传承、文化的延续，同时，从时、陈、邵、顾这些里程碑人物的身上，也折射出紫砂艺术独特的“文化品性”。紫砂，是一门可以安身立命的独特手艺，是属于介于士、农之间的一种劳作和修为；紫砂手艺，是一种属于个人的艺术，作者和作品是统一整体的不同侧面；紫砂艺术，她不是可以轻易复制、迅速扩散的简单技术，否则，早就进入了流水线。紫砂艺术和其他所有高雅艺术一样，从不媚于权贵、屈于金钱，世世代代艺人之间心手相传的，是这物外之理，是这“器”上之“道”。这也许就是上袁村之所以成为紫砂村的最深层原因，也是维系上袁村至今还是紫砂村的最原始力量。
在全社会一窝蜂高呼创造创新的今天，大家误以为文化就是创新，文化就是被大胆而盲目地制造出来的。其实，文化的力量和意义首先在于传承、坚守和呵护，这是根基和源泉。丁蜀镇紫砂村村支部主编这本《紫砂村》，正是做了文化传承的工作。（宗伟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