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蓝袖筒
1984年的蓝袖筒与一本被批判的书有关。
这本被批判的书叫《人啊人》，是戴厚英写的，写诗人闻捷的，而诗人闻捷，就是写《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的那个诗人。1984年，我在扬州的那所学院的大喇叭里，总是嘹亮着关牧村唱的这支葡萄遍地的歌。
我是好不容易才找到这本书的。我曾去学院图书馆寻找此书，却被警惕性很高的女管理员看穿了。问我：“你借这本书干什么？”
是啊，我借这本书干什么？我总不能说是因为看到报纸上在批判这本书吧。
女管理员又问：“你是哪个系的？”
我说是某某中学的。这中学的名字是学院附近的。这是我对那所中学的栽脏。那所学校肯定没有我这样一个学生。女管理员相信了我。就如同我们学院的门卫总是怀疑我不是大学生一样。那时的我，17岁，体重不足45公斤，看上去就像发育不良的中学生。
女管理员放过了我。我的心却放不下总是在报纸上被批判的《人啊人》。
学院没有，我就出去找。想不到，在汶河路西侧的四望亭就找到了那本书。
当时汶河路上的榆树很高大，老的四望亭里面不像现在空着，而是一个街道阅览室，那里的书很多。管理图书的是一个戴着蓝色布袖筒的老人。
也许是没有多少读者，老人见了我很是热情，他说，可以办借书证的，学生证加两块钱押金就可以在四望亭里办一份阅览证的。
办证时，面对热情的老师傅，我的心还是有愧疚的。我已决定不还了。
过了三天，我又去四望亭，假装很可怜地向阅览室的老人做口头检讨，说书丢了。
老人看了看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装得很像），说两块钱押金不能还了哇。
虽然少了两块钱，但我暗中兴奋（这书本来定价一块三），但谁能想到，我去宿舍一炫耀，不出两天，《人啊人》真的就丢了。谁都说没有看见。但谁都有嫌疑。
就这样，这本我用小计谋得来的书就这样离开了我。至今还记得里面的主人公，女主人公叫孙悦，男主人公叫何荆夫。因为太喜欢了，我三姐的孩子生下来，让我取名字，就用了男主人公的名字。
很多年后，汶河路上的榆树没有了，四望亭和四望亭路也被开发出来了。我早就拥有了新版的《人啊人》。而那本有阅览室书线穿过的《人啊人》和四望亭里戴着老蓝布袖筒的老师傅就这样消失了记忆深处，我永远欠着他和1984年一个道歉。
两个春天的两杯酒
喝第1杯酒我14岁，正准备中考。因为是首届初三，老师们全是劳动模范。这门老师没有下课，另一门老师已站在门外候场了。数学老师是位胖胖的女老师，喜欢四节课连上，中间不下课。我是不好意思在女教师面前举手上厕所的。我决定少喝水，稀饭仅喝一小口。虽然口渴，但不再有憋尿的尴尬了。
到了下课，我飞奔回家，用葫芦瓢舀水缸里水喝。咕咚咕咚的喝。第一口酒发生在表叔回乡的那天中午。我没有去灶房喝水，去堂屋拜见表叔。父亲和表叔已吃完了饭，桌上有剩饭剩菜。但吸引我的是家神柜上那只父亲的茶缸，里面有水。我拿起来就喝。那不是水，而是酒。那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口酒，我牢牢记住了它的焰火——那滚烫的，灿烂的，无边无尽的焰火，在我的身体中，噼啪，噼啪。
这是表叔带过来的大麦烧。这次误醉令我缺席了下午的复习课。再后来，我因3分之差我没有进入全县最好的高中。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想到过这杯大麦烧，它让我少听了一道题目，这题目说不定就在中考的试卷上……
第2杯酒与母亲的去世有关。当时距父亲已去世9年了。离误喝大麦烧22年。这22年，是我离开家门的22年，高中，大学，教书，跳槽，我与长了我47岁的父亲很少有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和父亲同饮的机会，父亲瘫痪后更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对于热情相邀共饮的友人们，我会以请求或祈求的姿态拒绝令我醉酒的可能。
2003年5月，我回老家陪伴了母亲最后昏迷的16天。把母亲和父亲合葬之后，按照家乡的风俗，应该吃“下红饭”。我和我的两位哥哥理应向所有的亲友敬酒谢意，作为老巴子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什么，顿时发作了“老巴子脾气”， 独坐在母亲的牌位前，坚决拒绝向亲友敬酒。
带着 “失礼”的愧疚，奔丧结束的我回到长江边的小城。我想上班，可一个电话又让我难受起来。非典形势太严峻，按照规定，从外地回来接着上班，须要去医院做一个安全检测才能上班。这是当时很正常的规定，但我特别的憋屈，老家没有非典感染人员，我工作的地方也没有非典感染，为什么一定要去医院做检测呢？
第一次抽血很不成功，小护士扎了几次针都没有找到血管。小护士满脸愧疚地看着我（可能看到我臂上崭新的黑袖套），让我换了一只胳臂抽血。我一点也不觉得疼。过了很久，抽血成功了。再过了很久，我拿到了一纸没有感染非典可以上班的证明。在那天晚上，得知我回来的朋友请我吃饭，见我忧愤的样子，小心翼翼的朋友话说得很轻，可他刚说出酒字，我便点头同意了。
那是我人生中又一次醉酒。时隔22年后的第二次醉酒。我的第一次醉酒是因为莽撞，父亲看到了。我的第二次醉酒是因为母亲，但母亲没有看到。
现在，这两个被酒灌溉的春天已成为我的绝版，亲情与酒，都是酿造而成的，看上去平淡无常饮起来却滚烫无比的液体。无论是忧伤的，疼痛的，欢乐的，那亲情，那酒，都会慰藉茫茫黑夜漫游的我们。
比如，昔日不再。
比如，此酒长醉。
妖娆的大爷
华灯初上的时候，所有的夜广场上，都有重金属版音乐，还有层次不一的舞蹈，自我快乐的人影……证明着富足和悠闲。
想想30年前，再想想40年前，路灯是奢侈的，脂肪是可爱的，谁不想脸上多长一点肉？谁会和自己好不容易落到肚子里的“卡路里”作对？再说了，相对于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汉族人是没有多少舞蹈基因的。细数下来，汉族人的传统舞蹈用一只手又能数出来。所谓南灯北歌，南方的花鼓，北方的秧歌，很简单的，“咚咚咚咚锵”。
广场舞早进步多了，“忠字舞”不见了，“咚咚咚咚锵”也不见了，还冒出了许多自学成才的“老年舞蹈家”，或者说是“全民都是舞蹈家”。且不谈中国人特有的“从众”心理，从健身强体的角度说，广场舞蹈的出现，也令汉族人的舞蹈基因有了改良的可能。
现在，每个公园里都有不同风格的广场舞队伍。我听记者朋友说过舞友们的故事。她们有团结，有分裂。有竞争，也有和平。在我们波澜不惊的生活之外，舞友们的生活却是波涛汹涌。如果认真记录下来，可写成一部广场舞版的《三国演义》。
余生也晚，没学过“忠字舞”，但也没有学过民间舞蹈“咚咚咚咚锵”。好在30年前，正值黄金的八十年代，我在大学里学跳了一次舞蹈，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舞蹈。我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常常跑到夜晚的操场上苦练。那舞蹈叫做集体舞：16步。这16步的集体舞需要和女生配对。我们班的男生多，女生少，为了参加学院里组织的集体舞比赛，我们班得向其他班上借女生。借的女生同样不多，班主任决定对男生进行选拔。在如此“选拔”面前，个子不大的我首先被淘汰了，同样淘汰了的还有我对舞蹈的积极性。
30年过去了，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广场舞中的男士倒成了“稀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是大爷们好面子吗？还是大爷们不屑于广场舞蹈这样的健身方式？我们小城里，出来锻炼的大爷就不多（晨锻的比例也不高）。我仔细考察过，有喜欢在夜里玩空竹的修车顾师傅。有在人民公园里练气功的理发店的蒋师傅。有那个在人民公园水泥地上用水写字的退休语文老师王老师。但在广场舞的队伍中，大爷们并不多，但几乎每个队伍都有几个，他们的出现，是“万花丛中一点绿”，很果敢，也很坚定，都是“大浪淘沙”后的“真金”。
交际舞团队中的男士比例则是最高的，三成左右。伴舞的大爷们，有从工厂退休的，也有是机关退下来的，还有一个从外乡上来的。快三。慢三。伦巴。问过他们怎么学的。他们都说是刚学的，有个会“花四”的大爷说他跟中央电视台学的，还买过4本书。他们7点开始，9点准时结束。自己带音响。充电，选舞曲，成了一道曼妙的风景线。在这道曼妙的风景线中，那占了三成的大爷们，他们的舞姿有妖娆的味道。这“妖娆”，是褒义词，是相对于“灿烂朝霞”的妖娆晚霞。
“须晴日，看银装素裹，分外妖娆。”毛主席的词气势大，他老人家说的是那白雪覆盖的北方原野的妖娆，其实也说出了岁月之雪覆盖的大爷，以及且歌且舞的大爷们的妖娆。
再过十几年，我也老了。球类项目会磨损关节，而散步又显得太单调。做一个妖娆的大爷，肯定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一面之交的男孩
那天我站在路边等车。突然，一辆急弛而来的电动车急停在我的面前，电动车的刹车声相当难听，伴之而来的还有一个红衣女人的吼叫，两种声音一起把我从发呆的状态中唤醒，这个红衣女人双手捏住车把，双腿支在地上，冲着我发火，像一根快要爆炸的鞭炮。
我没有辩解，等车的我并没有过错，错的是她为了避让迎头而来的车而拐到了我的身边——你能说人行道旁一动不动的树有过错吗？可那个红衣女人却似乎为了推卸她的责任而先开口为强。看着那个愤怒的红衣女人，我决定不和她辩解，也做好了让这个红衣女人把我炸个人仰马翻的准备。
就在这个时候，红衣女人的手机响了。她停止了对我的爆炸，而把爆炸的方向转到了电话那头的人。红衣女人左一口老子右一口老子，仿佛电话那头是她的不争气的儿子。可如果电话那头是她的儿子，那她的后座上的男孩又是谁？听了一会儿，才明白电话那头是她的老公，是谈退货的事。
红衣女人在骂老公，电动车后座上的罩着“反穿衣”的男孩忧伤地看着我。那男孩刚刚哭过，长长的眼睫上还在滴着泪水。这个拥有大眼睛和长睫毛的男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反穿衣”是罩在羽绒服上的，现在的独生子基本上都不肯这样穿了，主要太土了。应该是过去乡村孩子穿的。可是这个男孩就这样穿着，长长的睫毛上泪水未干。
红衣女人是干什么的？这个男孩又犯了什么错误被他母亲惩罚？
这个红衣女人不会告诉我答案，那个长睫毛的男孩更不会告诉我答案。做过教师的我，很为那个男孩担忧，用训斥喂大的童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童年？
那是一个很奇怪的下午，红衣女人在电话中骂了她老公，又继续训斥我。我闭口不语，只是注视着电动车后面的男孩，那个男孩的黑眼睛，长睫毛，还有长睫毛上欲滴未滴的泪水，构成了一幅令人怜爱的肖像画。
红衣女人后来带着男孩走了，速度依旧那么快。那男孩还扭头瞅我，眼神里有些许的喜悦，他是把我当成和他一起受罚的同学了吗？
很多时候，人海中一面之交的人，就这么擦身而过了，而那个男孩，坐在母亲电动车后座上的男孩，我多么希望红衣女人对我发火的那天，是男孩惟一的雨天。其余的日子，都是好脾气的晴天。
寻找“十样猪头”
留客烂猪头。
这是乡间俗话。可见，猪头肉的香是会说话的。
记忆中的猪头肉，很香。当然，也只有到了冬天，才能吃到猪头肉呢，还要是年份好的光景才行，否则，父亲哪里同意能够卖钱的猪头留在家里？后来，读到苏童的《白雪猪头》，才知道城里人也不怎么吃到猪头，要到冬天，还要排队，运气好的时候，才能吃到猪头，还是我们乡下人不常见到的冻猪头。
烧猪头的方法和烧狗肉的方法大体相同：武火猛煮和文火细煨，差不多一个大榆树根就够了。但是最困难的却不是烧煮，而是要用镊子把猪头上的猪毛薅干净，那是一件相当费时间的事，几乎要用上一整天的时间。
对于父亲对猪头肉如此地上心，埋怨不已的母亲在背后给父亲起了个外号，好吃先生。我很不明白，贪吃的父亲既不是医生，又不是教师，为什么要叫他好吃先生？后来，我出去上学，离开了家。父亲越来越老了，再也没有精力弄猪头了。老家的土灶，和我们一样，再也没有品尝过那么芳香的猪头肉。
今年夏天，读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十样猪头”这个词就跳到我的舌头根上了。那是可用来招待乾隆皇帝的十三道扬州私家厨子的代表作啊。有“文思和尚豆腐”，《舌尖上的中国》中介绍过，还有“施胖子梨丝炒肉”，施胖子是谁？这已经不重要了。“十样猪头”是挂在“江郑堂”名下的。
什么是“十样猪头”？
我首先问了“度娘”，作家二月河写过“十样猪头”，他把“江郑堂”写成了“江一郎”。还查到一份材料，江郑堂叫江藩，是扬州一个大学问家，做过丽正书院山长，还被聘为《广东通志》纂修官。
但是，我没有查到“十样猪头”的具体内容。
究竟是“十样猪头肉”？还是“十味猪头肉”？
我把这个疑问告诉了83岁的老朋友老陈，老陈可是大名鼎鼎的厨师，台湾凌峰来大陆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其中就有老陈。熟悉维扬菜谱的老陈没有听说过“十样猪头”——这不能怪老陈，猪头属于下水，上不了台面，当然，也进不了菜谱。
做事认真的老陈在电话中对我说：“我保证给你一个答复。”
一周后，老陈来电话说他问过扬州和淮阴的好多老厨师，他们向吃老师提供了“扬州扒烧整猪头”和“宿迁猪头肉”两个菜谱，还搞来了“奉化酱烤猪头”“四川豆渣猪头肉”“云南柳蒸猪头”等菜谱。老陈肯定地说：“但都不是你要的‘十样猪头’”。我说算了。老陈说：“我和老陶说了，一定要搞出‘十样猪头’来的。”老陶曾是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厨师，做的菜招待过西班牙国王。
“复古”的“十样猪头”出现在中秋节的晚上。“荷叶粉蒸猪头肉。红烧猪头肉。糖醋猪头肉。白切猪头肉。香辣猪首片。干贝烩口条。五香猪耳。香糟十里香。蒸烧明珠。酸辣天花汤……”
这是不是当年乾隆皇帝吃过的“十样猪头”呢？
我不知道，只知道很好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