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紫砂中学停办，我们这批学生顺利转为三年级学徒工，一年后毕业便成为紫砂一级成型工。
1962年下半年，厂里通知我所在的班组——一车间二班，整体转向，专业做花盆。计划经济时代，工厂企业的生产都是按照上级计划来执行，但作为集体企业的紫砂厂，它的生产与供销紧密关联，生产任务会随着订单的变化而调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时代里的市场经济。花盆的订单是日本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做的全是出口的东西。虽然我内心里喜欢做茶壶，但厂里是从整体安排出发的，小我必须服从大我，就这样，命运使我的职业转向为以做花盆为主，从此开始了二十多年做花盆的生涯，尤以1965年到1975年这10年为集中做花盆的时间。
一切重新开始。当时花盆组里有徐盘大、陈福渊、李荣富等著名专职师傅，我和潘持平、周尊严等人拜老艺人陈福渊为师。
陈福渊, （1905-1994年）丁蜀人，是做花盆、花瓶的高手，尤擅方器造型。民国时期曾受聘于葛德和陶器商行，专门制作出口日本、南洋的宜陶盆样。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陶业生产合作社紫砂工场里，负责紫砂高档盆瓶的制作。建国十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紫砂陈设花盆，他就是主要制作者，代表作品有“特大型海六方漂口盆”“扁方鱼尾瓶”“四方高签筒盆”等，所制瓶类型美、稳厚、工艺清趣，常由任淦庭陶刻，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花盆名师。他为人忠厚，待人诚恳，我们几个徒弟在他的教导下，练就了紫砂陶成型的基本功。几十年的历练，紫砂花瓶、花盆成为我毕生的强项。紫砂盆（包括水仙盆、花盆、水底）因为紫砂陶良好的透气性，盆栽植物易于成活，成为民众所喜爱的一个类型，就其产量而言，是仅次于茶壶的大宗产品。18世纪中叶，紫砂花盆传到日本，受到日本盆栽界的欢迎，称为“古渡盆”。陈福渊早年在上海就参与制作出口日本的花盆，因此承接、完成20世纪60年代紫砂厂出口日本的花盆任务就显得驾轻就熟。
我这个人是比较爱学习和动脑筋的人，实际工怍给了我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和条件，这些在做大件作品的日子里所学到的知识，为我将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紫砂厂接受外国订单是不容易的一件事，限时限刻完成出口任务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开始的时候，一天任务是：小的方形花盆要做6只，简单点的花盆要做八九只，都是全手工制作，而且要绝对保证质量，日积月累，我做方器的基本功就是在这时候练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我们年龄比较小，在生产过程中学习和积累经验，提高技能，便成为我们首要的工作实践。我20岁的那一年（1965年），厂里为日本花盆订单创制了50个大型样盆，在打样的过程中，解决了很多生产工艺过程中关键的技术性难题，比如“大印棵印花盆”、“六方鱼瓶”和“大圆复线花盆”等品种，分别采用了改革成型工艺和型制结构的新方法，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技术进步，是在生产中钻研出来的，也成为我们日后的生产本领和技能，除了前辈的指点，关键还有自己的悟性。
因为出口产品的高标准要求，我对质量的重要性也有了全新的、深刻的认识。在我进紫砂中学读书时，正是大跃进时期，紫砂厂从社会和农村扩招了许多年轻学员和工人，这些人没有经过规范的培训，做好产品不检验，以致出现了大量的废品和次品，产品质量严重下滑。这种局面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我们进厂以后的两年（1963年），领导才下大力气，用了3天时间全厂关门整顿：一是上山下乡，减员减负；二是提高产品质一。从这之后，每项生产环节都有质检员全程监督，生产的所有产品入库都要进行质量检验……层层把好质量关的举措落实到每个人，这种制度性的规范和进步深深地锲入到我们的生产环节和工作中。
以后我做工厂的副总工艺师，到合资企业担任技术总监、总工艺师时，质量的要求都时时牢记于心，对自己的作品同样要求一丝不苟。产品制作成型时，需要全手工，我师父陈福渊坐镇指导我们的工作。从打样到做花盆，共有好几批批量大的出口生产任务，包括中小型的花盆，这种产销势头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不曾间断。这段时期是我学习锻炼的大好时机，也是我吸收营养的黄金时期，我的人生和技艺的成长离不开师父陈福渊在工作期间的督导。（顾绍培紫砂艺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