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套酒壶的设计，顾景舟着实动了一番脑筋：高身筒，是一个略略夸张的高粱穗子的造型。四个酒杯分别设计成硕果形状，不拘泥写实，略略变形，留下想像空间。这套酒具最大的特点，是变形与夸张，这对一直钟情于传统造型的顾景舟来说，是一次理念上的突破。还有一层深意，恐怕是当时的人们难以解读的，从一个有清醒意识的艺人角度看，顾景舟对当时正在变形的政治现实，已经有着隐隐忧虑。朱泥收缩率高，容易烧裂。顾景舟精算缩放比例，一次性获得成功。酒具烧成出窑，通体晶红透亮，是朱泥壶中难得的极品。在全县工业成果展览会上，它特别吸引着观众的眼球。据说，这次展览时间很长，什么时候结束的，送作品参展的人并不知道。所以，酒具一直没有回到顾景舟手里。当时丁蜀镇到宜兴城，不过30余华里，但一天仅有几班公共汽车，每趟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上一趟县城，在顾景舟并不容易。他几次让徒弟高海庚打听消息，终无结果。那时电话也少，被问及的人，总是语焉不详。可惜的是，顾景舟这五件套朱泥酒具，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时隔几年，有人称，在县机关某干部家中，曾见到过这套酒具，顾景舟得到消息，表示愿意用自己另外两件作品将其换回。但最终的结果是，对方一口否认持有这套酒具，顾景舟知道后，一直郁闷，叹气不已。厂里某干部听说后，说，这有什么，再做一套，不就行了吗？这种话，顾景舟听了面无表情，不屑回答。特定时期的原创，灵感、手感，有时稍纵即逝。顾景舟做壶，心情很重要；即便再做，也是看山非山，看水非水了。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顾景舟有时还会提到那套朱泥酒具，称，如有线索，除了提璧壶和僧帽壶外，他愿意用自己的任何两件作品，将其换回。但是，一直到今天，如同顾景舟一生中其它失散的作品一样，或许只能是永远的遗憾了。
作为一个手艺人而非政治家，要说顾景舟对“文革”的到来，有着某种“山雨欲来”的预感，那是牵强附会的。但是，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他对愈来愈浓的政治空气，内心多有抵触。每一次政治运动，能不表态的，他肯定三缄其口。实在要表态的，他尽量少说。“祸从口出”的典故，他是知道的。困惑与迷茫，则常常以一笑了之的方式来排遣；了解他的人知道，那种笑，是苦笑；一种难以掩饰的消沉，贯穿在那几年的日常生活里，而“文革”的最终到来，让他的内心，有一种直面战争的感觉。
泥凳上的水笔，是做壶的一种工具。有时，友人来访，随口聊到当下的“时政”，顾景舟总是警觉地看看左右。他不想让朋友出事。但要他说违心的话，他又不肯。于是，敏感的话题，他就用水笔写在泥凳上，待朋友看清内容，又蘸一下水，一笔勾销。
“伪保长”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当时，紫砂工艺厂已经有了不止一支“造反派”组织。原先的厂行政班子，被迫不再主事。顾景舟并不知道，早几年，就有人在他背后，用“伪保长”说事。可事实是，当年顾某人不但拒绝“上任”，连保长“办公”的门址，他也不知晓。然而，新掌权者们指出，为什么当时偏偏选中你顾景舟，而不是别人来当这个伪保长？你没有上任，谁能替你证明？即使真的没有上任，也并不能表明，你一点也没有替伪政权出力。至少，你有了这个伪保长的身份，当时会得到某种保护吧。
今天的人们，可以说这种荒唐的推理，是推理者们心理阴暗的写照。但在当时，则归于崇高的“革命觉悟”。
一日，顾景舟的工作室门上，出现了一幅标语：打倒伪保长顾景舟！徒弟们看到了，非常气愤，随即撕了下来。而顾景舟脸色煞白，久久无语。又一日，顾景舟工作室里，居然出现一幅漫画，一只放壶坯的套缸上，栖息着一只老虎。旁边还有一行歪歪扭扭的打油诗：壶坯进套缸，终日懒洋洋；为何不敢晒太阳；老虎坐在套缸上！
无非是形容顾景舟壶做得少。拙劣的创意，包藏着被扭曲的用心。“文革”本身，就是大江东去、泥沙俱下。这背后，不排除过去艺人之间若隐若现的宗派角力、恩怨矛盾，但要说这时纯粹有人在陷害顾景舟，那是对历史语境的无知；然而，要说在此过程中，个别人没有一点借力打力，没有一点挟公权泄私愤，那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
顾景舟被告知，他“靠边”了，按今天的概念来理解，那比被“边缘化”还相去甚远。
既然“靠边”，也就被剥夺正常工作的权利。最初的日子里，厂里的一应会议、活动，他也无权参加。
七个老艺人里，遭到劫难的，还有蒋蓉。新当权者们认为，她在抗战时期与敌伪有染。而命运最惨的是吴云根，他的难以说清的“历史问题”和倔强的脾气、以及病痛的折磨，导致他最终死于非命。
兔死狐悲。顾景舟心里最难过的，莫过于价值观的被颠覆。传统文化中的那些经典，一直被他奉为圭臬，一夜之间，全部被贬为封建余孽。上海传来的消息称，吴湖帆、来楚生、唐云等人的书画作品，都被红卫兵批为“封建黑货”。自己一生读了那么多的书，基本属于“毒草”一类。他真正吃不透这个到处一片红光的社会，到底要把大家领到哪里去？最终，他只能关紧心灵的大门。沉默，还是沉默。过去在家里，一旦展开朋友赠他的书画，一边欣赏着，心里就特别开心，仿佛可以与朋友对谈、交心。而现在收拾着他们的字画，感觉朋友们是在他这里避难了。他要把他们藏好。
一夜之间，所有的紫砂壶上，都不能打作者的名款了。据说，这是为了破除“名利思想”。做雕塑的，除了塑造领袖像，别的题材基本禁止；茶壶类，不管大小方圆，必得镌刻领袖语录，抑或革命口号、豪言壮语。花卉鱼虫、山水景观之类，一律废止。由此，题材单一、牵强附会的情节故事，每天在紫砂厂层出不穷地延续。
紧接着，窑里烧出了次品。反正不打印款，也不知道是谁犯的错。施福生急得跳脚，有什么用？老施啊，一边歇着去吧。有人如是说。
但老艺人们着急，长此以往，如何了得？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是，给每一位制坯者编号，在壶坯的盖子里面，统一盖上正楷的阳文小木印，壶底，则镌上阴文木印，以示区别。
后来，又觉得光是编号也不行，于是除了编号，还允许打上“中国宜兴”，或者“宜兴紫砂”的方印。
这便是后来被收藏家一度追捧的“文革壶”。
顾景舟被停止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事实上，紫砂厂技术业务上的事，还是离不开他。从一张后来被找到的紫砂壶图纸上，人们发现，1966年9月21日，顾景舟还在偷偷地设计一种线圆壶的造型。
就尊敬而言，职工们对他，还跟过去一样；所谓的造反派里，绝大部分人，也不过跟着乱起哄而已。顾景舟等人倡导的紫砂手工镶接诸法，还在正常的生产中使用。顾氏制壶的理念，从来没有“靠边”。他的壶，还是经典；生产上的疑难问题，还是绕不过他。规矩不成，何堪方圆？七个老艺人树立起来的一代正气，还占领着紫砂厂的主场。
由此，一个结论出来了。“文革壶”除了题材单一、政治色彩浓烈等特点外，无论泥料、制法、烧成等，与之前历史相比，并不降水准。
不可能不做壶，就像不可能不吃饭一样。但如何在壶底打印，在顾景舟，颇费思量。
徒弟张红华回忆，当时，顾辅导坚持在壶盖里打上自己的小印章，说，我做的东西，必须打我的印。而壶底，他也不随大流打那种千篇一律的“中国宜兴”木印，他嫌那印章刻得太糙，太缺乏艺术性，太配不上他的壶了。即便必须是同样的款样，他也请了一位镇江的金石家朋友，专门为其治一方印，儒雅，清隽。他认为，印款之于紫砂壶，理如书画之印款，如果做不到相得益彰，那便是对艺术的作践。后来，为了与大路货的“中国宜兴”有所区别，他还专门用一方“宜兴人”的印章，打在壶底。
1968年，紫砂工艺厂接到一笔大宗“水平壶”业务。订户要货甚急，而刚进厂的许多艺徒，尚未掌握以手工来捻壶盖上的“的子”。顾景舟站出来，说，“的子”的事，我和汉棠包了。
数以千计的水平壶，全部由顾景舟把关。此壶后来俗称“文革水平壶”，据徐汉棠回忆，虽然当时顾辅导精神上很压抑，但工作上，半点不肯马虎。由于他在把关，这批水平壶质量很高，当时出厂价4角钱一把，后来，收藏市场上涨到3000元一把。
精神上的郁闷难以排遣，那是必然的。自己喜欢的东西，京戏，字画，古籍，都变成了“四旧”。无聊，漫无边际的无聊，导致频繁地抽烟；咳嗽也不管。妻子徐义宝让他少抽，根本劝不住。无奈，徐义宝三天两头去丁蜀大桥的桥堍下，去找一个卖甘蔗的老汉，把买下的甘蔗请老汉榨成汁水，让顾景舟喝了润嗓。
一日，上海友人陈正安悄然来访，此公在解放后一直担任铁画轩经理，经常来宜兴公干。他带给顾景舟一样东西，用旧报纸里包得严严实实，打开一看，顾景舟吓了一跳，竟是来楚生画的一本册页。山水，花鸟，无一不精。内附一纸便函，是毛笔所书急就章，大意是现在风声很紧，但是，一个书画家能不创作吗？手痒，情之所至，涂鸦是自己愿意的。画完，放在家中不保险，万一被红卫兵抄去，得不偿失。还不如给顾兄私下玩玩。记住，千万不可让它露脸，免遭祸害，云云。
顾景舟感慨。遂请陈正安捎带宜兴红茶一斤，宜兴砂锅两只，并附书一封。表达自己感佩之心。
陈正安看到顾景舟烟抽得凶，知道他当年肺不太好，建议他戒烟。顾景舟说，心烦的时候抽几口，可以解闷。陈正安说，那既然这样，还是抽好一点的烟吧。当时，上海出产的“牡丹”“大前门”香烟，是紧俏品，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少量的烟，也要凭票供应，那是少数人的专利。而顾景舟每月能收到陈正安带来的“大前门”香烟，偶尔还有“牡丹”牌，那恐怕是全中国当时最好的烟了。偌大的紫砂工艺厂，烟民何其多矣，大多数人，只能抽一毛三分钱一包的“大铁桥”，而顾景舟常常把他的“大前门”烟分给身边的人抽。（徐风 中国作家）
